中新网北京10月7日电 题：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明的守望与传承
中新网记者 曾玥
金秋时节，北京大学鸣鹤园，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静立林间。
这是中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和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自1993年起正式对外开放。馆内现有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13000余件藏品，其中大部分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和见证北京大学考古百年历程的学术收藏。
循着“北京大学考古100年考古专业70年特展”走进馆内，抬头望去，两侧的展板和老照片回溯了北大考古的百年峥嵘岁月。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开拓者马衡担任主任，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并制定考古计划，开展田野工作。
195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5年后，北大考古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确立“田野发掘—调查—整理—编写报告”的田野考古教学“北大模式”。
1983年，北京大学将考古专业从历史学系分出，独立建立考古系。此后，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科门类不断丰富，开辟宗教考古、陶瓷考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一批新领域，开展现代人及其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等大量前沿课题。
展开剩余7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表示，千禧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体系，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形成北大考古的学科布局和特色，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科体系的内涵。
百年积淀，马衡、向达、苏秉琦、宿白、邹衡、吕遵谔、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等考古大师云集北大；
70余载，田野考古训练齐全、教师队伍完备、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北大模式”与时俱进。
图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新社记者 曾玥 摄
目光移至展柜，考古发掘标本、老档案、发掘报告、器物卡片等百余件组展品，标记中国考古学中的“北大印迹”。
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辞卜骨、西周时期的叔虞方鼎、元后期的卵白釉印花“太禧”铭盘……沈睿文告诉记者，馆内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历年从田野考古工作地点带回的教学标本。
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北大考古步履不停。
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赵昊长期负责带领北京大学三星堆考古队参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曹大志主持的北京大学周原遗址考古工作，发现先周时期最大建筑王家嘴一号建筑及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为理解周原城市发展过程以及西周都城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
考古文博学院博雅博士后李佳胜参与的福建泉州安溪下草埔遗址发掘工作，首次完整揭示了沿海冶铁业的生态链及宋元时期安溪地区特有的冶炼技术，相关成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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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内的展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供图)
沈睿文介绍，自1957年独立开展田野实习起，北大师生足迹遍布全国，参与发掘的项目39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6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围绕历次重大考古新发现，北大考古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等方面，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今年9月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丰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初步建立，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展望未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华文脉传承中北大考古将如何作为？
“责无旁贷。”沈睿文回答。
编辑：王智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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